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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下午四点。

    黄月萍女士，在陈文统先生的搀扶下，缓缓步入红馆。

    她手中紧紧攥着那个边缘磨损、颜色褪成浅灰的蓝信封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

    “黄老师，”

    陈文统低声劝道，“若是心里太难过，我们就在外面看看，不进去也罢。”

    “要进去的。”

    黄月萍的声音很轻，却像磐石般沉静。

    “国维的歌，等了四十年，终于有人肯接着唱下去。我不来听，谁该来听？”

    她今日特意穿了一件，素净的浅灰色旗袍。

   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颈间那枚佩戴了四十年的羊脂玉坠，温润地贴在心窝里。

    走进场馆，当她望见那片已然搭设完成的南洋街市布景时，她的脚步下意识地顿住。

    “这是？”

    “汕头街，”

    陈文统指着那个，惟妙惟肖的榴梿摊位。

    轻声道，“您看，连‘老王记椰浆饭’的布招，都原样复刻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黄月萍慢慢走过去，伸出手指。

    极轻、极缓地触碰了一下，那块木制招牌的边沿。

    眼眶瞬间红了起来，但她没有让眼泪落下来。

    只是喃喃低语：“国维最爱食他家的饭，每次都要央求，多淋一勺参巴酱。老板总笑他‘后生仔唔怕辣坏肚’，他就讲‘食饱先有力气挂住阿萍’。”

    正在台上试音的谭咏麟，听见这话。

    从钢琴边站起身，快步走了过来。

    “黄老师。”

    他站得笔直，语气是罕见的郑重，甚至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

    “今晚我们或许唱得不够好。”

    黄月萍抬眼看着他，忽然笑起来。

    那笑容温柔而明亮，仿佛槟城傍晚，穿过椰林的海风。

    “能唱出来，就已很好了。”

    她的目光，仿佛穿过眼前的人，看到了遥远的过去。

    “国维写那首歌的时候，连谱都不识几个，全凭心里一股气在哼。他同我讲，‘阿萍，我写得唔好，但你一定听得明’。现在你们肯接着写，接着唱，他不知道有多高兴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拿着一份，空白的折叠式“记忆信封”走来。

    双手递上：“黄老师，如果您有话，想对蔡先生讲，可以写在这里。演唱会结束后，我们会将所有信带到槟城，放在蓝屋那架钢琴上。”

    黄月萍接过那个洁白崭新的信封，手指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。

    她没有立刻动笔，只是轻声问：“那架钢琴，还能出声吗？”

    “周伯走前，亲自调过一次音。”

    陈文统低声回答，“他说，‘黄老师如果有一日回来弹，琴一定要响’。我们试过，音是不准了，但确实还能响。”

    “能响，就好。”

    泪水终于滑过她布满细纹的脸颊，但她的嘴角依然向上弯着。

    “四十年了，哑了这么久，也该出出声了。”

    晚上七点，观众开始入场。

    与寻常演唱会，截然不同。

    红馆门外，没有喧嚣的黄牛。

    也没有兴奋尖叫的年轻歌迷。

    人们安静地排着队，安静地验票，安静地循着号码，找到自己的座位。

    许多人的手中，都捧着一些特别的东西。

    一个面容沧桑的中年男人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旧铁盒。

    盒盖上，用红漆写着模糊的“郑”字。

    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由孙女搀扶着。

    女孩手中捧着一本厚重、边角磨损的泛黄相册。

    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合力举着一块，简陋的手工牌子。

    上面工整的，写着“南洋机工后代敬念”。

    黄月萍，坐在第三排正中央。

    陈文统在她左边，许鞍华在她右边。

    赵鑫与林青霞，则坐在他们身后。

    “紧张吗？”林青霞压低声音问。

    赵鑫的目光扫过那些正在陆续落座、神情肃穆的观众。

    缓缓摇头：“不紧张。因为今晚真正的主角，不是台上的我们，是台下的他们。”

    他指向那个怀抱铁盒的男人。

    “那是郑家五兄弟的后人。铁盒里，是那两千四百封，从未寄达的家书的复印件。”

    他又看向那几个大学生：“他们的叔祖，是滇缅公路上，跑运输的卡车司机，牺牲的时候，连一张清晰的相片，都没留下。”

    “那他们来是为了？”

    “来认亲。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重量，“来告诉那些从未谋面的先辈：你们的故事，有人听了；你们走过的路，有人记着了。”

    晚上七点半，红馆座无虚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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